孔子对于《易》及其卜筮态度

孔子对于《易》及其卜筮态度

 

其一，孔子起初只把《易》看作卜筮之书，却并不主张卜筮，认为缺乏智谋的人才频繁卜筮。他以前也是这样教授弟子的。所以，当看到老师“老而好《易》，居则在席，行则在贺”时，作为学生的子赣(即子贡）觉得老师前后矛盾，因而才迷惑不解地询问。孔子不仅指出他理解上的错误，而且耐心地开导他，指出《易》一书产生于“纣乃无道，文王作”的年代，是周文王“讳而避咎”之作，反映了文王的仁义思想（“文王仁”）和忧国忧民意识（“其虑”）。孔子是“乐其知(智）”，赏识蕴藏在《易》一书里的文王之智才“好《易》”的。

 

其二，孔子“晚而好《易》”，并一度热衷于占筮。这从“吾百占而七十当”一语可以看得出。年轻时不主张占卜的孔子，为什么老了却又热衷于占笟了呢？这大概与孔子50岁后，尤其是在周游列国时所经历的人生坎坷和挫折有关。在到处碰壁、壮志难酬的境况下，孔子一度感到力不从心、吉凶难料，因而不得已利用《易》来占卜，看看运气如何。这其实与他以前所教导学生的“知谋远者，卜筮之繁”也正相吻合。表明即使圣贤，在遭遇坎坷、陷人穷途末路之际，也会一时陷人迷茫而求助于占卜。

 

其三，一度频繁地占筮使孔子对《易》不时翻阅、详加研究、反复玩味，以至于“韦编三绝”，最终珲解了《易》的本质，从而“不安其用而乐其辞”，即不满足于卜筮而喜欢其文辞了。正是在这样的过程中，孔子形成了对《易》的全新认识。发现《易》有“古之遗言”，即文王遗教。在孔子看来，“文王仁，不得其志以成其虑。纣乃无道，文王作。讳而辟咎，然后《易》始兴也”。这与《论语•八佾》所记载的孔子关于“周监于二代，郁郁乎文哉，吾从周”之感叹，正相吻合。正是在“古之遗言”里，孔子发现了《易》所蕴含的深刻哲理，即“故《易》刚者使知瞿，柔者使之刚；愚人为而不忘，x人为而去诈”。这也就是孔子所认可的《周易》之“德义”所在。

 

其四，孔子发现《易》所蕴含的“德义”后，就把“德义”认作《易》之本质，因而放在首要的位置。这从他一再强调“《易》，我后其祝卜矣，我观其徳义耳也”，就可以看出来。尽管如此，孔子也并不否定卜筮，只是把卜筮放在次要的地位，即“我后其祝卜矣”。孔子将《易》的内容大致分为三个层次，即“赞”、“数”、“德”，并认为：“幽赞而达乎数，明数而达乎德，又仁〔守〕者而义行之耳。赞而不达于数，则其为之巫；数而不达于德，则其为之史。史巫之筮，X之而未也，好之而非也。”可见，“德”在三者中域于最高的层次，是《易》的本质之体现。没有达到这个层次均为“史巫之筮”，均未洞悉《易》之思想真髓。

 

其五，孔子在洞悉《易》的德义本质后，虽然并不否定卜筮，但强调以德行仁义来求福求吉，而把卜筮视为最后的选择：“君子德行焉求福，故祭祀而寡也；仁义焉求吉，故卜筮而希也。祝巫卜筮其后乎。”这与其以前对于弟子关于“德行亡者，神灵之趋；知谋远者，卜筮之繁”的教诲，是完全一致的。可见，在这一点上，孔子学《易》之前与学《易》之后的认识，是一以贯之的。在孔子看来，没有德行的人，神灵也不会去帮助他，所以这种人也不必占筮，诚如《论语•子路》所说：“‘不恒其德，或承之羞。子曰：‘不占而已矣。”

 

由于孔子晚年特别喜好《易》，以至达到着迷的程度，所以他留下了大量关于《易》的言论，其中的一部分一直保存到现在。它们和其他西汉以前古书中连续记载的有关孔子的文献一样，并非假托，当为《论语》一类的文献。鲜为人知的是，孔子晚年（很可能在68岁返鲁之后），曾对成于他之前的几种《易》文献进行过系统整理和研究，并为之作序。

 

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《易》残卷附录《易传》六篇，分别是《二三子问》、《系辞》、《易之义》、《要》、《缪和》、《昭力》。据廖名春等学者考证，这些应为战闰中、后期的作品，不会晚于《吕氏春秋》和《韩非子》。在《二三子问》中，记载了孔子与子贡等学生讨论《易》的对话。从以上资料可见，孔子晚年确实喜欢读《易》，认真钻研《易》，以致“韦编三绝”，还向学生传授过《易》。按照传统的说法，认为孔子将他对于《易》的理解作成《十翼》。但是，经后人对《十翼》进行研究，发现其与传统说法不一致，认为《丁翼》大概为孔子口述，由其弟子记载，经过几代传授，到战国中期，才最终成书。

 

综上所述，根据相关文献，孔子年轻时就接触了《易》，但并未深人研究，不了解《易》的本质，只把《易》视为卜筮之作，自己也断不了占卜，但并不主张频繁卜筮；到50岁后，孔子渐渐喜好《易》，以至于“居则在席，行则在旗。”这里的“行”应该是“出行”、“出远门”，就是外出到当日不能间到住所的地方。统观孔子一生，除了在34岁至37岁“出行”齐国之外，“出行”时间最长的就是周游列国了。由于孔子“好《易》”在其“晚年”，所以，“居则在席，行则在旗”,应该指的是孔子周游列国时期。所谓“韦编三绝”也当是指这期间的情景。这期间（55〜68岁），孔子经历了从“天命之年”到“耳顺之年”的变化，而学习与实践的结合、验证，则使其对《易》的研修也经历了由表及里、由浅人深，由“不知本”到“知本”的过程。使得孔子最终认为《易》的本质在于“徳义”，而非卜筮，因而才说:“《易》，我后其祝卜矣，我观其德义耳也。”“后世之士疑丘者，或以《易》乎？吾求其德而已，吾与史巫同途而殊归者也。君子德行焉求福，故祭祀而寡也；仁义焉求吉，故卜筮而希也。祝巫卜筮其后乎。”

 

综上所述，关于孔子对于《易》及其卜筮的态度，可以大体分为三个阶段：50岁以前，尤其是年轻时，把《易》视为卜筮之作，但并不主张频繁卜筮，也不大相信卜筮；50岁后，尤其是在周游列国期间(55~68岁），孔子渐渐喜好《易》，面对--再遭遇的困厄使其一度热衷于卜筮，但在实践的磨砺和检验中，渐渐认识了《易》之本质，到60岁后就不大卜筮了，并且把《易》视为“德义”之作，即他说“《易》，我后其祝卜矣，我观其德义耳也”，“吾求其德而已”。

 

孔子这些话，讲得再明确不过了！孔子虽然与“史巫”都应用《易》，都讲卜筮，但最终却同途殊归：“史巫”从中所要的是卜筮之吉凶，而孔子从中所注重的则是“德义”、“仁义”，认为广泛积徳者，没有必要通过祭祀以求福祉；躬行仁义者，没有必要通过卜筮以求吉祥。

 

但是，时下某些（包括个别“著名易学家”）热衷于借《周易》而宣扬占卜的人，却摘取帛书《要》中“吾百占而七十当”的话，大肆宣扬孔子热衷于占卜。这是典型的断章取义，是违背史实的。